服务业VS制造业：美国的大国兴衰之路

根据美国官方的劳工统计局从1948-2013年的统计数据，美国企业非管理层的实际工资在1970年代初就陷于了衰退，此后基本保持于该水平。同时，美国劳动生产率之后下降，增长速度上升，构成了以全职、较低福利和低收入为特点的服务业流行的局面。用较低生产率的服务业（还包括金融业）代替了高生产率的制造业，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即构成于此。

　　回应，8月16日美国《华尔街见闻》刊登的金融博客bawerk.net一文《美国经济结构重置引起新一轮危机？》（作者林建建）更进一步认为：由于超发货币以承托国际消费，美国劳动力市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广大的群体在服务业构建低收入，挪用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，实质性地建构了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型经济；如果说日本、德国和中国因为制造业强劲过分倚赖出口，美国则因为过分倚赖服务业而造成工资快速增长较慢。在这位作者显然，美国被迫经历一场金融危机，以构建经济结构调整。　　根据1944年7月由西方主要国家奠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，美元与黄金挂勾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勾。

这一体系依赖美国强劲的黄金储备和外贸顺差，则外贸顺差依赖美国二战中构成强劲的制造业基础。在强劲的制造业基础上，构成了以美元优势为中心的美国金融优势。然而，预示着主要大国的衰退和发展，美国全球优势日益失去，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。

此后的美国，不但没意识到衰退制造业、保证制造业全球领先地位，反而利用美国在全球的比较优势地位，票券美元，执着眼前利益，这样，在畸形的经济结构下，美国低收入质量指数悬崖式暴跌。　　美国应该面对现实。

如果印度、巴西、中国等国的制造业能如德国、日本这样强势，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将不会更为艰难。逻辑在于，一旦全球制造业大国比比皆是，衰退一起的美国制造业如何出口、国内受限的内需如何承托本国的制造业都是大问题。对美国这样一个曾多次全球无限风光的超级大国来说，在优势中南北衰落，或许到了通过改革力挽狂澜的时刻。　　可是美国不一定不具备这种能力。

美国经济学家弗莱尼克施泰因和希恩所著的《格林斯潘的泡沫：美国经济灾难的真凶》一书，援引格林斯潘从1987-2006年这19年间在议息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对国会所作的证词，展出了格林斯潘一系列最不具破坏力的犯规。　　实质上，格林斯潘再三参选美联储主席，与美国历届总统的反对有关。从里根到老布什、克林顿、小布什政府，即便来自有所不同的阵营，都对格林斯潘的能力深信不疑。如果说共和党向来反对小政府，对政府的制造业布局充满著警觉，民主党则更加偏向收税和增加工作时间以亲近美国的工薪阶层，服务业比较制造业的优势堪称他们所乐意看见的。

换而言之，两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的某些眼前利益都依依不舍，不怎么注目产业转型这个长远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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